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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豬第一大國,種豬仍被卡脖子? 剖析種豬芯片論
          
    原發表日期: 2020-10-14  文章來源: 網易號-DeepTech深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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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豬芯片論”出圈,源于 9 月初劉永好的一次記者見面會發言。

      9 月 2 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永好呼吁推動種豬國產化。他說,中國的原種豬很多是靠進口,這種格局必須要改變,所以必須要有自己的種豬。

      在養豬從業者的眼中,種豬就是“豬的芯片”。劉永好表示,豬的芯片現在必須要沖上去。

      中國有數千年養豬史,如今的中國是全球最大豬肉生產國和消費國,占世界生產和消費的一半。2019 年中國豬肉產量為 4255 萬噸,消費量為 4487 萬噸。

      然而近些年來,種豬進口的新聞不絕于耳,有數據顯示,僅 2020 年就已經進口種豬超過 2 萬頭??雌饋矸N豬國產化問題怎么看重都不為過。

      也有看法稱,劉永好的說法有些夸大其詞。一方面,需要重視引種的正面效應,另一方面,非洲豬瘟讓中國生豬生產中的問題集中爆發出來,而種豬自主化問題僅僅是其中一個環節。

      但至少劉永好的 “種豬芯片論” 讓一系列問題擺在了人們面前:國產種豬到底差在哪里?種豬國產化應該如何進行,門檻和挑戰又在哪里?

      4 萬元一頭進口種豬

      中國種豬進口新聞不斷。

      9 月 1 日,從哥本哈根出發的 1040 頭丹麥原種豬乘坐包機抵達成都雙流國際機場。早在 1 月,四川已經引進了 1114 頭法系原種豬。

      6 月 20 日,俄羅斯航空一架戰略運輸機將 200 多頭來自英國的優質原種豬輸送到徐州。

      5 月底,南航波音 777 貨機為貴州分 3 次運輸了 2250 頭丹麥種豬。

      

      圖 | 四川引進的法國原種豬。(來源:四川農村日報)

      我們把目光瞄向四川。四川是中國產豬大省,長年位列前三甲。梳理 1114 頭法系原種豬來華的過程可見,這批種豬來華并非易事。

      法國原種豬是包機到中國的。據四川在線報道,早在 1 月份,四川省麗天牧業有限公司技術人員和四川農業大學教授朱礪就奔赴法國。他們通過綜合利用系譜分析、群體血緣結構追溯、育種參數比較、外貌評定等多種方法進行挑選。其中,大白豬 655 頭 (公豬 46 頭,母豬 609 頭)、長白豬 342 頭(公豬 29 頭,母豬 314 頭) 和杜洛克 117 頭(公豬 29 頭,母豬 88 頭)。

      為了找到更多遺傳背景的原種豬,他們跑了 13 個豬場。法方將種豬性能測定信息錄入電腦,經過數學模型運算與分析,獲得所需要的每頭豬的估計育種值(EBV)等有關信息。

      EBV 代表了一個數量性狀表型值中可真實傳遞給下一代的部分,是最佳線形無偏預測法(BLUP)的評定手段,這也是自 1980 年代就在國外成為主流的選育策略,與當時國內以體型外貌為主的閉鎖繁育策略截然不同。

      朱礪告訴 DeepTech,發達國家的每一個豬場都有這樣的種豬數據庫,“去之前法國人就已經把庫里符合要求的每一頭豬的數據發過來,然后我們再進行一些現場篩選。”

      農業農村部派出的官方獸醫也在 1 月份抵達法國,他們負責嚴格的檢疫工作。這些法國種豬先抵達山西太原的進境動物隔離檢疫場,需要進行為期 45 天的隔離。之后運到四川達州市的育種場。

      經國內隔離檢疫合格后,這批原種豬將運抵四川省麗天牧業有限公司在達州市達川區新建的永進原種豬育種場。

      每頭外國原種豬光進口的成本至少 4 萬元,而另一位業內人士王忻介紹說,一些引種成本更高。他在正大集團任職期間參與過這些商業談判,彼時每頭進口種豬綜合成本下來有時候會超過 4 萬元。王忻如今是四川鐵騎力士集團豬業事業部產品育種部經理。

      王忻告訴 DeepTech,僅僅包機成本,算下來就要在每頭種豬身上加一萬元,而購買種豬的成本價不低于 3 萬元,加上檢疫費用和隔離費用,有時候綜合算下來有五六萬元了。

      朱礪表示,國外種豬的價格并非一成不變,會隨著國內市場起伏而變化,并且需要商業談判。

      種豬會不會卡脖子?

      為何要進口種豬?此次四川引種主要的考量之一是,洋種豬來源單一,加拿大系種豬占比例過大,這會讓當地種豬退化。另一個考量則是受非洲豬瘟影響導致的仔豬不足。

      中信期貨在今年 7 月份分析認為,非瘟疫情使得祖代存欄,二元母豬存欄受損嚴重,全行業母豬來源三元留種。正常情況下,三元母豬不會被留種,非瘟疫情造成種豬大量死亡,二元母豬供應嚴重短缺背景下,各類養殖戶均采用三元留種方式。

      這里提及的三元豬就是“杜長大”,是國外不同種豬品種雜交后得到的商品豬。也就是,用長白豬和大白豬(又稱大約克夏豬)雜交得到二元豬的母系單位,用杜洛克作為二元豬的父系單位,進一步雜交得到的商品豬即“杜長大”。

      朱礪表示,之所以引進法國原種豬是因其繁殖性能比較好,并且如果若引進丹麥系種豬過多,會導致血緣關系太近,那么這 1000 多頭法國種豬則極大豐富了當地的遺傳資源庫,有利于當地建立完善的生豬良繁體系。

      必須指出的是,現在養豬場的主流品種早已不是數十年前常見的國產黑豬,大多數養豬場所見的白豬就是“杜長大”。

      “杜長大”之所以長得好,緣于種豬遺傳育種優勢,這種豬體型大、生長周期短、飼料回報率高、瘦肉率高。按照中國科學院院士、江西農業大學黨委書記黃路生在農民日報的介紹,“杜長大”節省飼料糧食(土豬吃 4 斤飼料長 1 斤肉,而現代 “杜長大” 商品豬吃 2.8 斤飼料長 1 斤肉),生長速度快(土豬一般 8 個月能長到 75 公斤,“杜長大”商品豬 6 個月就能長到 120 公斤),瘦肉產量高(土豬瘦肉產量比例一般在 40% 左右,而杜長大商品豬瘦肉產量比例可達 60% 以上),以及體型大等優勢。

      “洋豬”帶來顯而易見的經濟效益。據四川省畜科院評估,2019 年改良選育的 “洋豬” 每頭比國內現有普通育肥豬多賺 130 元左右。

      多位專家表示,劉永好的種豬芯片化論讓社會更加關注種豬國產化問題,但引進種豬并非如芯片般卡脖子的問題。

      究其原因,其一,中國種豬規模在 4000 萬頭,而每年引種不過 2 萬,這么小的比例足以說明,中國不完全依賴引種。

      其二,鑒于當地市場疲弱,國外種豬市場更加看重中國市場的發展,他們有很強的動力把種豬賣給中國。

      引種是擴大當地或本國種豬遺傳背景的便捷手段,若是閉關鎖國自己繁育,則嚴重限制了種豬資源庫,因為只有遺傳變異大,才能有更多選育的空間,才能進入 “引種 - 選育 - 再引進 - 再提高” 的正向循環。即使是種豬發達國家如丹麥和法國,也在不斷交流種質資源,他們會共用公豬站。

      

      圖 | 四川農業大學朱礪教授(左二)在法國種豬場。(來源:四川農村日報)

      歷史欠賬

      在王忻看來,育種只是中國種豬發展中的問題之一。

      橫向來看,營養、生物安全和育種技術是豬育種的三駕馬車,其中營養技術是最容易解決的,也是很容易 “拿來主義” 的。

      目前中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生物安全,也就是克服非洲豬瘟等疫病的影響。

      此次非洲豬瘟疫情對中國養豬業無疑是一場洗禮,其反映出的最主要問題即過度依賴疫苗,而不重視生物安全。要知道,疫苗只是疫情防治的手段之一,無法根治。新發疫情無疫苗可用之際,尤其需要通過建立多道屏障來進行隔離預防,發病則主要依靠撲殺深埋。

      

      圖 | 這批原種豬最終入駐四川省麗天牧業有限公司在達州市達川區新建的原種豬育種場。(來源:四川在線)

      王忻的看法是,如果生物安全問題不能根治,育種技術發展再好,其效力也無法完全發揮出來,甚至育種的效益可能會掩蓋掉生物安全問題,從而留下隱患,“就算最好的種豬賣給國內,就現在的疾病環境,能不能保住都是問題。”他認為,育種技術在目前還是個奢侈品,你前面的問題沒解決,那就不要想著后面的問題能解決掉。

      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崗位專家、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究員王立賢也表示,中國在獸醫防疫上應該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疫病進化管控上,而不是打疫苗。

      育種則需要時間,育種企業的發展同樣需要時間。華中農業大學一位從事動物繁育研究的教授為我們縱向梳理了中國育種產業的發展。

      在這位不愿具名的教授看來,育種技術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但國內養豬業的競爭還沒到育種技術層面,也就是說還處于比較粗放的、拼市場規模的階段,“產業只有走向成熟,走向高精尖,這個時候育種的重要性才會體現出來。”

      具體而言,國內養豬業發展最早的方向是飼料,因為飼料工業化最容易,諸如新希望、大北農為其中代表企業。隨后則是獸藥疫苗企業的快速發展,近些年則是養豬企業的發展,新希望、正邦科技、牧原股份、溫氏股份則是第一梯隊。

      第一梯隊的養豬規模還不夠大。數據顯示,2020 年上半年,生豬出欄量較大的八家上市養殖公司(溫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新希望、天邦股份、中糧肉食、大北農和傲農生物)共出欄 1953.59 萬頭,僅占全國出欄量的 7.78%。

      該教授認為,只有養豬產業發展成熟,才能帶來種豬繁育的興盛,“一個只養幾百頭豬的企業來做育種,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意義上,只有養豬產業工業化、集約化之后,育種技術進步的經濟效益方能顯現。在此之前,養豬企業大都在跑馬圈地,力圖把規模、產能做上去。

      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副研究員朱增勇也認為,從產業鏈的角度來講,原來的種豬產業是附屬于養殖業的,沒有發揮它應有的價值。

      本質上看,國內豬的育種業發展不足并非國家不重視,而是市場規律發展使然。

      王忻說,國內企業真正開始重視育種工作,應該還不超過 5 年,“劉永好為什么突出強調這塊,也是因為其規模大了之后有了動力,而其他企業如溫氏、牧原早在 10 年前就開始了布局。”

      策略調整與選擇

      長期以來,國內常常片面認為育種就是培育新品種,追求性狀提升的純種選育得不到足夠的重視,而育種的本質是要提高商品豬的生產效率。不僅如此,一些育種工作過于追求短期效益,過度依賴從國外引種和擴繁,當性能退化就重新引種,這就造成 “引種 - 退化 - 再引種 - 再退化” 的尷尬局面。

      育種技術也需要提升。國際主流的育種策略 BLUP 在 2000 年前后才在國內推開,而此前的留種和選種則是伯樂式的相馬相牛育種策略,主要看體型外貌,而不重視種豬主要性狀的性能和遺傳水平。

      2009 年,農業農村部制定了《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2009-2020)》,希望初步形成以聯合育種為主要形式的生豬育種體系,改變 “引進 - 退化 - 再引進 - 再退化” 的局面,扭轉中國優良種豬長期依賴國外的格局。

      現狀如何呢?

      全國種豬遺傳評估中心專家組成員兼秘書、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丁向東領銜在 2020 年第 6 期《中國畜牧雜志》撰文稱,從 2010 年起,中國建立了 98 家核心育種場。此外,截止 2019 年 12 月,國家種豬數據庫已累計存儲了超過 900 萬頭豬的種豬登記記錄,其中有超過 460 萬頭豬的生長性能測定記錄,超過 138 萬頭母豬的 218 萬條繁殖性能記錄,為國內種豬育種提供了數據保障。

      不過,照搬國外聯合育種的作法并不成功。丁向東文章也承認,目前全國范圍的核心場間遺傳聯系還很薄弱,不足以開展全國性的聯合遺傳評估,只能開展區域性聯合遺傳評估。

      業內對于聯合育種詬病多多。聯合育種理念在王忻眼里就像吃火鍋:你只有一只羊,我手里只有孜然調料,他手里只有碳和烤爐,分開咱仨都吃不爽,聯合起來不就有烤全羊了?然而現實并非如此簡單。

      王忻認為,聯合育種的邏輯里有個很大的漏洞:它假設所有的參與者都在同一個規則下開展工作,所有的工具、標準都統一,所有動作整齊劃一。事實上,不同參與者的育種目標與方向就很難達成一致,中國這么大的區域,市場需求不一樣,企業的經營模式也不一樣,那育種目標怎么可能一樣?

      朱礪也表示,丹麥把全國各個豬場核心種豬場聯合到一起,把最好的公豬放在工作站,大家一起共用,那么萬里挑一選育的效果肯定優于千里挑一或百里挑一的效果,生產性能整體就提高很快。這才是聯合育種的核心。然而,國內企業之間存在利益上的競爭關系,大家不愿意把最好的拿出來。另外一個問題是,這些企業提供的數據不一定準確。

      方向不一致,合作就沒有基礎。2018 年中國豬業 “山河” 論壇上,王立賢指出,由于疫病問題和不同的場子品系不同,聯合育種就無真正成功。

      他更加看好專業化的育種公司,同時國外也越來越重視公司化的育種,而不是聯合育種。尤其是,近三年 PSY(每頭母豬每年所能提供的斷奶仔豬頭數)提高這么快正是專業化育種之功。

      王忻強調說,育種的主流技術就是 BLUP 這個數學模型,但其中有個巨大的壁壘,就是時間。很多國外專業育種公司數十年只做育種,他們積累了大量的數據,這是其最大的優勢。

      另外一個問題是育種目標的確立與調整。丁向東等人在今年 6 月份《中國畜牧雜志》另一篇文章提到育種方向問題。全國種豬遺傳評估方案建議,父系指數包括達 100 公斤體重日齡、100 公斤活體背膘厚,主要反映生長速度和瘦肉率,用于父系品種的選擇,如杜洛克; 母系指數則增加總產仔數,注重繁殖,兼顧生長和瘦肉率,主要用于所有母系品種選擇,如大白和長白。

      丁向東等人也認識到,飼料報酬、肉品質、健康、精液質量等性狀近些年越來越多地被發達國家的育種企業考慮到育種目標性狀中。

      王立賢也在 “山河” 論壇上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以前最早選擇生長速度和背膘,后來選擇產仔數、飼料利用效率,再到后來選擇繁殖效率、肉質、抗病。國外的育種目標,比如丹麥,每隔幾年都會調整一次。

      技術的進化

      盡管 BLUP 數學模型是育種主流,但技術進步尤其是基因組技術的進步給育種帶來了飛躍。

      這便是以基因組選擇為核心的分子育種?;蚪M選擇可以提高選擇準確性和選擇效率。在王立賢看來,原來 BLUP 是用系譜信息,用基因組信息的話其選擇準確性可以提高 20%-60%,這是一種更高級的 BLUP 技術。

      下一步期待是轉基因技術和基因編輯技術的介入,而基因編輯技術獲得諾獎讓這個期待更進一步。

      今年 9 月,中國農科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李奎團隊聯合華中農業大學、加拿大圭爾夫大學等機構獲得全球首例抗三種重大疫病豬,能夠抵御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豬傳染性胃腸炎病毒、豬德爾塔冠狀病毒等 3 種重大疫病,同時保持正常生產性能。

      他們正是采用了基因組精準編輯技術刪除介導病毒入侵的豬受體基因,讓病毒無法進入豬體內,從而有效預防這些疾病。

      令人遺憾的是,中國尚未明確基因編輯技術在動物育種中的監管政策,這帶來一絲不確定性。

      在王立賢看來,遺傳改良利用的是加性效應,是可以累積的,可以實現量變到質變。

      在前述華中農業大學教授看來,育種就像趕火車,在不停地挖掘基因的潛力。如果你一直堅持選種,那么隨著火車會一直往前走;如果你不選了,那么你的種豬質量會變得落后。比如,母豬 10 年前可能一窩豬只能生 11~12 頭仔豬,現在一窩可生 14~15 頭甚至 16 頭,也就是一窩豬就提高了三四頭。一頭三元豬落地大概是 300 元的價值,那么一頭母豬一窩就能提高 1000 元產值。

      值得注意的是,科研力量并非決定目前國內育種發展水平的要素,尤其是產業的配套還欠缺太多。該教授認為,從這個角度看,全國生豬遺傳改良計劃是在推動高??蒲腥藛T走向生產一線,這也是體制的一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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